隆庆开关之后，明朝的对外贸易水平相比之前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。但这种提升的层次是非常有限的。因为提升的基础是之前嘉靖皇帝对全国各地的贸易打压。隆庆开关则是在默许的情况下，帮助明朝吸纳了不少财政收入。
隆庆开关的确为明朝政府提供了很多本来拿不到的财政税收。通过每年发放50张贸易通行证的办法，让福建漳州地区的商人可以出海贸易。后来又增加到了100张许可证，一直到最后的110张为止。
仅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一年，月港的关税收入就已超过万两白银。到了世纪末的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应当超过264000两，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。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将月港看成是“天子之南库”。
但这并不能说明是明朝朝廷通过隆庆开关提升了本国的贸易水平。因为这点贸易量比之前的宋元时代，甚至更早的隋唐时期，都是小巫见大巫。只不过放在明朝自己的环境下，显得非常特立独行，非常有大规模改革的味道。因为明朝自建国开始，就一直打压国内所有的边境对外贸易。并用朝廷建立的朝贡系统，严格的控制了一切涉外事务。这才让隆庆开关显得意义非凡。
但明朝朝廷的禁止，并不能让已经长期依靠贸易为生的地区就放弃自己的正常谋生手段。就拿整个东南沿海来说，在漫长的海禁期还出现了广东、福建、浙江三大海洋走私贸易区。广东的走私贸易最发达，依靠地方官府的支持，以珠江口的屯门岛为主要基地。浙江的走私贸易因其物产丰富，而最不缺买家上门。主要以舟山的双屿岛为基地。至于福建，则作为两者之间的联通，以漳州的月港为主要基地。
此外，在几乎所有的陆地边境也存在类似的现象。比如西南边境同缅甸等地方的贸易，就因为大量土司领地的存在而根本不可能被遏制。北方以山西北部的大同一带为核心，也存在长期与蒙古交易的走私集团存在。他们在地方上其实都很有影响力和存在价值。
只不过在隆庆之前的嘉靖一朝，这些被默许的走私贸易被先后重创。细看嘉靖朝的历次重大风波，其实都是和这些事情息息相关的。比如著名的屯门海战，就是借驱赶葡萄牙人之手，严打珠江口的广东走私商贩。突袭双屿岛则是要消灭浙江沿海的大量本土走私集团。加上之前的宁波争贡之役，直接引发了后来的倭寇泛滥。至于对北方的贸易严打，也招来了蒙古与国内白莲教势力的联合攻击。一度吓得嘉靖皇帝都要对蒙古人妥协。
福建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没有以上地方那么显眼。加上月港本身就是一个半封闭的沿海峡湾，附近还有山地保护，所以幸免于难。等到嘉靖皇帝上台，要缓解边患与财政压力，自然就想到了拿福建试点。因为广东依然有外人不断来朝的朝贡贸易，并且开始允许葡萄牙租借澳门。浙江则本身是粮食与生丝的重要产区，对海洋贸易不那么严重依赖。所以，福建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。
但隆庆开关的意义实在是不宜高估。因为这里是只针对部分漳州商人开放的。后来才扩展到附近的泉州商人当中。而且双方还做了明确的分工，前者去西洋而后者去东洋。其实就是让漳州人向西航行到占城、马六甲这些地方做生意。泉州人不能涉足那些地方，只能去菲律宾的吕宋和婆罗洲的文莱。这些数量相比庞大的沿海经济需要来说，是杯水车薪的。
但因为这些人有明朝给予的许可证，可以比较放心的做生意，也就能获得资源的自动倾斜。最后，反馈给明朝当局以之前无法获得的税收。说到底，还是一种变相的官营模式。只不过在朝廷的允许下，有了更多其他人没有的自主权而已。
